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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 |
由天津美术学院主办，天津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美术史论系协办的“当代艺术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1月18—19日在天津美术学院召开。会议邀请多位国内外知名现当代艺术史、艺术理论学者参加，共同探讨当代艺术史书写的问题。
会议分设四个专题展开讨论。
一、方法论转型和当代艺术史书写
二、理论立场和当代艺术史书写
三、身份和当代艺术史书写
四、体制和当代艺术史书写
由于会场安排了同声翻译，使得不同语言的学者可以没有语言障碍地进行学术的切磋和思想的交锋。会议主要围绕“当代艺术史”书写问题展开。
美国国家美术馆现当代艺术部高级策划詹姆斯•梅尔（James Meyer）在发言中提到：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红旗是中国的象征，是“文革”的象征。许多西方的激进主义分子和知识分子对中国没有什么第一手资料，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专制的苏联、西欧的保守政权和好战的美国的强大的抗衡力量。毛泽东主席的《语录》成为青年左翼分子的必读之书。
詹姆斯通过对艺术家费利克斯•格梅林（1962年出生）装置作品《显色试验（红旗#2）》和另一件探索西方关于中国的观念的《交换配乐的两部影片》（2004）的解读，阐释了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左翼分子中十分普遍的关于中国的印象：是一种东方主义的投射——一场中国梦；这种印象把中国想象成了一个现存的乌托邦。最后，他又把格梅林的作品和同一代中国艺术家Wang Tang（唐望，音译）、邵亦农、慕辰的作品相比较，认为后者在颓败的建筑和先前的大礼堂中找到了“文革”的痕迹，并在这些艺术家和其他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中，在诸如蒋吉丽（《红领巾女孩》的作者）等回忆录作者的作品中，詹姆斯敏锐地感觉到：不久之前的中国的情景不再是作为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作为历史与记忆回到我们面前。
沈语冰则认为：西方现当代艺术史、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在中国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便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最重要的译著主要有赫伯特•里德《西方现代绘画简史》和H•H•阿纳森的《西方现代艺术史：绘画、雕塑、建筑》（H. H. Arnason, History of Modern Art）。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这个阶段的现当代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译介，其实是退隐了。这一时期除了一些较为零星的艺术类著作和论文的翻译外，没有出现系统的翻译和研究。尽管如此，易英等人以《世界美术》杂志为阵地，仍然坚持不懈地介绍西方现当代艺术，对中国美术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艺术论战之一，是90年代中叶关于当代艺术“意义的模糊性”的讨论。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以后。先是出现了沈语冰《20世纪艺术批评》。该书第一次在中国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现当代艺术批评史。其次，是常宁生和王春辰等人主持的翻译工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之后》（Arthur Danto, After the End of Art）等。再次是高名璐先生等人回国任教，85新潮二十周年前后出版了一批书籍。沈语冰结合自己主持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进一步讨论了西方现当代艺术史、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潜在的影响力和可能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他主张：西方现当代艺术史、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既是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理论与批评）的外部因素，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自我理解的一个直接的参照系。因此，考察西方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国化的进程，对于认识中国当代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今天有关西方当代艺术史的写作的讨论，也将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他主要从西方艺术著作的中文译本这个角度考察了这一段影响史。
与本次研讨会的主题相呼应，“回望‘六○’——张胜、喻红、吴寅伯、蒋少武绘画摄影作品展”于会议期间在天津美院美术馆举办。 展览作品有张胜在文革时间记录的现场速写，喻红《目击成长》组画中从1966年出生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自己的成长过程；摄影部分为吴寅伯在60年代拍摄的照片并用于《人民画报》的作品。另外，还有著名摄影家蒋少武在文革时期拍摄的“红卫兵”、“批斗”、“喊口号”等真实而变态的情景。这个展览是本次研讨会主题鲜活形象的补充，同时，研讨会又使这个展览以及相应的那个年代有了艺术史、文化史和世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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