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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一个创作时代的完结》 |
文/ 王志亮
在我看来，所谓一个创作时代的终结，其实质应该是一种创作方法论的终结。2006年出现的“批大脸”风潮就已经为一种创作模式的终结埋下了伏笔，甚至我们可以将这个信号追述到之前王南溟所从事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这个节点往前看，高名潞发表在1986年第1期《美术思潮》杂志上的文章《一个创作时代的终结——兼论第六届全国美展》就提出了几种完全不同于第六届美展及之前创作倾向的方法论。那么在“后89”艺术中，现在被称之为“F4”的创作方法论已经与上一个时代有了根本的区别，所以，如果从方法论上来说，我更倾于将“85美术运动”和“后89”艺术区分开来。因为只有这样区分，才能更加明确地解释我们前一个创作时代终结的特征。“85美术运动”早已消逝，但“后89”艺术却远远没有消逝，更确切地说是年青一代对“后89”的误读还在继续。所以，我所认为的“一个时代”是指“后89”这个时代，而“终结”的主语则是它那种“创作方法论”的终结。90年代中国的架上绘画似乎又走回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但是它不同于我们毛时代的“神话现实主义模式”，也不同于乡土、伤痕时期的“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模式，而是“符号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一个很好的对比就是耿建翌1987年创作的《第二状态》和方力均作品的对比，前者明显不是在强调每个头像的表情本身，而是在于探索如何用一系列头像去表现出一个人大笑时的每个瞬间；后者的作品则是强调头像本身的无聊感，艺术家试图将头像看成一个符号，符号背后就是诸如“非常无聊”之类的文本词汇。如果说这种创作方式在那个时代还是表现出了艺术家一定的前卫性的话，那么在经历了政治波普、艳俗艺术、卡通之后，就已经失去了其方法论的前卫性，特别是在后来所谓的“卡通一代”、“动漫美学”以及2007年的“果冻一代”身上，这种方法论被滥用到了极为“低俗”的程度，几乎成为“肤浅”的代名词。好在现在艺术家中已经出现了对这种“符号”、“图式”创作方式的反叛，但这种创作方法论的终结不可能像80年代那样以一个展览的方式集中展现，并给予一揽子批评，而是要以理论推演为先导，然后波及到创作实践。这就是没有面对商业背景的80年代和陷入商业泥潭的今天的上下文之别。所以，我看到杨卫《一个创作时代的完结》一文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创作方法论的终结。
很显然，理论界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批评卡通之风、后殖民主义批评就是暴雨来临前的乌云。那么，“符号”的对立面是什么呢？我想，从某个角度上说应该是“叙事”（Narrative）。如果同样是具象的创作，“叙事”就是不同于“符号”的创作模式。但是这种叙事必须不同于苏联现实主义的那种叙事模式，而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情景的某种叙事，其中何成遥影像作品《精神病家庭》就是很好的例子。但这也只是理论上的推演而已，艺术家的实际操作将会更加重要。
2008年2月29日晚（农历1月23日） 于重庆黄桷坪
原文发表于《红艺术》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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