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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年展也要优胜劣汰 |
文/王志亮
自今年8月份以来，双年展、艺术届、艺博会等纷纷开展，批评家、艺术家各自望风而动，整个中国俨然出现了一场艺术界的“大串联”。先不说艺术博览会，仅几乎同时开幕的三个双年展（三年展）就足以让我们反思——中国需要那么多双年展吗？2000年以来，随着国内双年展的增多，它们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明显。当1996年上海举办第一届双年展的时候可谓一枝独秀，虽然作品没有太多当代性可言，但毕竟是国内先例。而在2000年展之后，国内的双年展可谓层出不穷，如南京三年展（中国艺术三年展），广州三年展，北京双年展，成都双年展，贵阳双年展等。但就今年的状况来看，双年展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的过程。北京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和贵阳双年展显然已经被淘汰出局。北京双年展自诞生以来就注定成为“另一个全国美展”，所以，当代艺术批评几本对北京双年展视而不见。成都双年展和贵阳双年展因为远在西南，每次组织的方式又呈现出过强的地域性，不仅邀请的艺术家太过地域化，策展人也缺少国际视野。这就注定使它们无法与其它双年展竞争，特别是成都双年展开开停停，似乎成为了资本游戏，更使外界丧失了对这个展览的信心和兴趣。今年9月份，三个双年展几乎同时开幕，我们暂且不论主题的优劣，上海双年展的气势显然要高于广州三年展和南京三年展。
一、谁赢得了资本，谁就赢得了双年展
双年展今后的竞争必定更加激烈，这也同时告诉我们，中国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多双年展。回顾双年展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清晰的看出，双年展的发生和发展和当代艺术市场的升温密切相关。一个真正好的双年展是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此大的项目仅靠政府拨款根本无法完成。所以，其间必定涉及民间资本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双年展的组织者能否找到钱的问题。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往下思考，当艺术市场一旦进入低温期，那么是否还有足够的资金来资助双年展，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国内双年展不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上海双年展就曾因为失去政府大笔资金支持而一筹莫展，而突如其来的嘉盛莱宝的五届赞助协议才使得情况有所缓解。面对这种情况，使我想起朱其最近在网上揭露艺术市场的文章中提到的“钓鱼”现象，上海双年展是否是钓到了一条大鱼呢？但是，国内又有多少双年展能够钓到这种大鱼。不仅国内的双年展会遇到资金问题，国外的双年展也同样会有资金问题，但是作为双年展资金主要来源的基金会已经在西方发展成熟，而国内尚没有这种资金组织形式，那么国内双年展的不稳定性就成倍增加。按照西方双年展和三年展的规模来衡量，中国现有的双年展要想举办成功，资金一项来说，就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国双年展必定会优胜劣汰。当然，优胜劣汰的结果并不是说某些双年展会因此而停止举办，而是说它们彼此之间的级别会拉开距离，弱的一方会逐渐被淘汰出局。
笔者最近在英国伦敦参加过一个关于中国艺术的讨论会，西方与会者几乎是全部来自欧美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的馆长。会中谈到项目合作问题，西方与会者首先想到的也是资金。但是，西方的整个政策体制有一个好处，它能够保证展览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而不像中国这样面临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的问题。国内双年展和国外双年展一样，融资方式都脱离不开国家私人两种渠道。拿国内的双年展来看，政府出资的双年展主要有上海双年展、北京双年展和南京三年展，但是相对于展览需要的大量资金来说，政府的资助显得十分微不足道，所以，在这些展览之间，能否找到民间投资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今年的南京三年展就遇到了资金问题，政府的资助显然和一个三年展需要的资金相差太远，以至于有策展人拿出自己的积蓄为艺术家提供创作支持。上海双年展一直以来也存在这个问题，而最近注入的外国资本才使问题的到缓解。国内双年展的资金问题关键不是在于政府投入的多少，而是政府能否建立一个有利于艺术的融资环境，比如放松基金会注册机制，建立更为健全的免税制度等。在这些制度没有建立之前，双年展就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融资方式也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人情投资”，即投资者看人来决定是否投资，而不是依据展览的优劣。国内的另外一些双年展则没有得到政府的投资，仅仅依靠私人或机构投资举办，如成都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像这类展览举办与否往往取决于投资者的兴趣。因为投资者毕希望从中获利，当几次展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资金很肯能被撤出，从而导致展览夭折。
近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像我们国家如此多的双年展提出了挑战，各种拍卖行成交量的下降，说明金融危机在艺术领域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如此众多的双年展不仅分散了原本有限的资金的流向，而且降低了展览的质量。就现阶段来说，我们需要的不是类似农村游击战似的小双年展，而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大双年展。
二、寻找差异性，把握真问题
差异性定位是每个双年展存在的基础，而从今年双年展举办的情况来看，南京三年展和广州三年展就有这明显的撞车迹象。从表面上看，以“亚洲方位”为题的南京三年展与广州三年展的“与后殖民说再见”主题相差千里，但是，实质上两个展览的出发点都是在“中西二元论”基础上探讨问题。从南京三年展策展人黄笃的文章中我们就能看到，两者谈的是一个问题。比如在《亚洲在哪里？》一文中，黄笃便说：“为什么亚洲艺术问题要被提出呢？尽管亚洲艺术开始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但还是缺乏对亚洲艺术所包含的差异、传统、民族、宗教、习俗的细察和深究，基本上停留想象的亚洲。因此，问题的提出也就是思考和行动的开始。倘若要认清亚洲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独特性，就需要将亚洲当代艺术置于历史语境与现实发展的联系中加以考察。” 黄笃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后殖民主义这个词语，但是使用的却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与广州三年展相比，南京三年展是将后殖民主义运用在了实践中，而广州三年展则是在单纯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但无论如何，它们这两个展览的主题显然太老套，没有将问题具体化。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在中国越来越显的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我们在使用后殖民主义主义的视角看问题的同时，始终都把自己假定为“他者”，但是就没有考虑过西方其实也是我们眼中的“他者”。广州三年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混淆了“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区别。在2006年王南凕和周彦的那场争论中，就已经理清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广州三年展组织者则依然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与前两者相比，上海双年展今年的主题还是比较突出，用“快城快客”的主题来讨论城市移民问题和居民身份问题。但是，这个原本非常有冲击力的主题，却被组织成了政府政绩工程展示，正如媒体上的批评所说，上海双年展被明显“快餐”化。
将展览“问题化”是双年展发展的必然趋势，“问题”的好坏也就成为区分双年展优劣的标准。像北京双年展和成都双年展等这些没有问题的展览必定会被淘汰。过去的六届上海双年展也没有任何问题意识，而往届的广州三年展和南京三年展也缺少这种意识。现在中国的双年展总是有一个误区，认为要想把双年展国际化，首先必须有宏大的国际性话题，但是恰恰相反，有时一个微观化的主题比宏大主题更具有国际影响力，双年展说到底不只是一个口号。成功的双年展既要有好的主题，又要求主题和作品密切结合，最终还要求展览和观众产生良好的互动。但是，拿今年的双年展来说，广州三年展的题目让人不知所云，业内人士都不明白广州三年展的策展动机，何况普通观众。上海双年展虽有了一个通俗的主题，却让一系列糟糕的作品降低了展览的学术质量
总之，就中国现在双年展的状况来说，远远没有做到国际大展的水平，中国的双年展大多只是喊出了国际化的口号，实质是在做着“过家家”的游戏。优胜劣汰是中国双年展的必经之路，不然，中国双年展则有名无实，双年展在于精而不在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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