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全球艺术角度思考中国视觉文化遗产
－关于“看图识词”视觉叙事艺术
我认为从以下几点能相对比较清楚地说明我做“看图识词”的意图。
之所以说20世纪60－70年代报头、刊头、题图等类似视觉艺术现象是大众视觉文化遗产，是因为这一现象的产生具有广泛的群众和社会基础。它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集体智慧的体现。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正处在一种特定的历史阶段，广大农村、工厂、部队、学校、党政机关为开展政治、文化宣传工作，兴起的群众性的视觉文化活动产生了大量的刊头、报头、题图、饰花，使其无可争辩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项重要的视觉文化遗产。艺术表达直观、通俗、简明易懂，几乎大多数观众都能一目了然地识别和理解刊头、报头、题图的含意。
在当代全球艺术语境下，重视、保护、合理利用中国大众视觉文化遗产是实现更大价值期待的途径。
所谓中国经验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报头、刊头、题图等视觉艺术现象中的叙事性。叙事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的民间基础。视觉叙事艺术的特点通过“场景化”和“情节化”实现叙事，通过建立图像与文字之间合理的结构关系，使图像和字体互相扶持、映衬，相得益彰，最终达到水乳交融，恰当地表达其意义。
“看图识词”就是要直观地触摸图与词的关系，也就是图与词之间的延异关系。“延异”是一个解构理论术语，这个概念提示了词在语境中始终是在整体关系中被相对界定的。
“看图识词”是我从1989年以来对抽象艺术进行语言学实验基础上的一次转型-即从几何抽象到图像与词的叙事再到图式抽象的转变，它与此后的图式抽象形成结构性的上下文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波普”、“ 玩世现实主义”、“调侃”、“泼皮”、“艳俗”、“恶俗”风潮一度影响了中国当代视觉艺术。“看图识词”与这一类现象不同，我喜欢从历时性维度追究当代艺术和当代视觉文化之间更为丰富的关系。我喜欢可延异的、多关的视觉叙事艺术表达方式的。换句话说，我不喜欢偏执于形式本身的审美，我喜欢基于对自然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合理使用大众视觉文化遗产。我喜欢游走在当代艺术和当代设计边缘，去做当代视觉艺术的语言学、符号学、图像理论和叙事学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看图识词”完全不属于“波普艺术”，在本质上完全不属于政治意识形态批判。
“看图识词”的立脚点不是放在形式与内容、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上，而是理念、表达方式和语意的整一性上。换句话说，“看图识词”既不偏执于形式本身的审美，甚或简单的观赏性，也不极端强调与内容相对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对已往的经验的尊重和多关表达方式的相互契合而达成的新整体性。
“看图识词”是把中国20世纪60－70年代刊头、报头、题图与中外知名品牌名称进行匹配，通过图与词的混搭形成的多关表达方式，以及新的语意变化，试图体现中国文化史上大众视觉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试图直观地说明中国当代视觉艺术的叙事学转向。
中国当代视觉艺术是在继往开来的意义上进行的，通过对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结构、功能的转化，以增加更多样化的视觉经验和艺术经验，日渐成为当代视觉艺术创意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视觉艺术对中外文化遗产利用的如何，是体现民族智力水平的标尺。
在全球范围普遍重视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的语境下，中国视觉文化也在悄然地改变既定的观念、方法和表达方式，已往统一化、标准化的倾向不再适合当代视觉文化多元化的需求，不再适应不同人群，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的使用要求。当代视觉文化需要从更大的程度上达到扁平化，更易于让观众识别和理解。通过把西方的形式语言经验和中国叙事性大众视觉文化经验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当代视觉艺术“图像学和叙事学转向”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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