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贤
《读书》杂志1997年第10期建筑专稿的编者按
建筑是什么？这似乎还是个问题。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起建筑来了。这大概意味着，随着衣食温饱问题逐步解决，人们就免不了要开始谈论住和行的问题，建筑这两个字，也就开始进入民众的思维和话语。过去由于体制的原因，建筑是被列在工程技术门类里的，受过一点教育的，当然知道它也是一门艺术。但作为普通人，民众首先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首先是看自己有没有、够不够住，然后才说住来是否舒适，首先是从实用角度看待建筑的，然后才谈得上退远几步，看看它们是不是美观。现在，由于新建筑越来越多，新搬迁户也越来越多，议论也就多起来了，这样建筑所具有的文化特质，甚至它的社会意义才又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
毫无疑问，建筑师们用他们的专业和技术，连同现代的“社会规划”与“社会工程”，在重新界定着我们的空间，尤其在城市。随之凸现的，便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生活面貌。而这一空间的重塑或重造，及其在现代性过程中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误解。对此，建筑学家们自己是怎么看的呢？为此，《读书》最近和建筑学界的朋友们做了两次座谈，这里呈献给读者的，就是这两次座谈的部分言说，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吧，也希望能招来更多的言说和批评。
尽管人人都要居住，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空间中度过，但建筑学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一门陌生的学问。前辈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说：“建筑在我国素称匠学，非士大夫之事，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他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建筑学正是这样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故一般人似难以问津。
二十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学传入中国。一九二三年，苏州工业专科学创办建筑科，标志着中国建筑教育的开始。二十年代末，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梁思成、刘敦桢于三十年代初分别出任法式部、文献部主任，他们带领学社成员餐风露宿，历心艰辛，踏勘古建筑，保留了很珍贵的资料，为研究中国建筑史奠定了基础。经长期研究，梁思成于五十年代发表《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九点，第一点是“个别的建筑物，一般地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下部的台基，中间的房屋本峰和上部翼状伸展的屋顶”。其余几点论述了平面、木结构、斗拱、举析、举架、屋顶、颜色、装饰的特点。这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论断。
五六十年代，由刘敦桢主编，数十学者八易其稿，完成《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写工作。这部著述论述了中国古代建筑结构、组群布局、艺术形象、园林、城市、工官制度等特点，论及组群的艺术处理时提到：“北京故宫以天安门为序幕，外朝三殿为高潮，景山作尾声”，是中国宫殿建筑的重要范例。本书在“文革”后出版，成为中国建筑史的权威读本。
八十年代中叶以来，不少建筑史学者在肯定老一辈建筑学家开创之功的同时，认为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不仅应当注意到建筑看得见的部分，也应当重视看不见的部分，包括对空间、精神、文化内涵的研究。有学者将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之为文献考古阶段；第二阶段，是实物考古阶段；第三阶段，是对建筑之诠释阶段。前两个阶段，主要着眼于建筑“是什么”第三个阶段由主要着眼于“为什么”。（王贵祥语）第三个阶段刚刚开始，但已出现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青年学者朱剑飞对在建筑史领域，焦点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在故宫和北京的形式及美学方面，人类学和汉学的领域重点总是放在建筑的象征意义上，强调的是静止的观察，忽视北京和紫禁城的运作和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在《天朝沙场——清故宫和北京的政治空间构成纲要》一文中，从皇帝和大臣、太监、皇妃等的关系入手，考虑到权力斗争和军事斗争，研究了“常规”政治实践、“暴力”政治实践、“世俗”话语实践、“神圣”话语实践。他把叙事性民俗学方法和结构性分析学方法结合起来，对空间权力话语进行了考察，目的是揭示建造形式与皇帝和朝廷的社会政治运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的中心问题即“空间和权力的关系是什么？”
近年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等先生对乡土建筑的研究成绩斐然。他们的工作设想是：一，以乡土建筑研究来代替一向流行的民居研究；二，为了整体地研究乡土建筑，应该以一个一个基本的“生活圈”为单元，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单栋的房屋；三、打算把乡土建筑当做乡土文化的一部分，乡土建筑研究应该是乡土文化研究的一个篇章；四、应该作动态的研究，一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引起村落和房屋变化，一是材料、技术发展所引起的变化；五、要采用比较的方法，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到事物的特色。他们的研究成果《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等已在台湾出版。他们运用了当代科学方法，抓住了乡土建筑研究的关键。应当说，他们的乡土建筑调研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一个突破。
以上是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状况，而城市与建筑的当下状态更令人关注。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提倡民族形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如北京提出“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中国当代城市建筑并不是西方现代建筑的翻版，也不是传统建筑文化的“故事新编”，它们是中国这特定的空间中产生的当代文化现象，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令所有研究者都无法回避。这是从未有过的城市与建筑的新景观。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建筑也时有出现。然而，更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个体建筑的后现代风格，而是从城市角度来展现“后现代建筑现象”。这种“后现代”并非一场现代战争，它的多元混杂有更大的宽容性。各种主义有时并非你死我活，而是兼容并蓄，当然有时也带来折衷主义或者大杂绘式的城市景观，令人失望。
在建筑界进行种种探索时，城市街上流行着商业味十足的快餐店、美发廊、精品店、夜总会、迪斯科舞厅等。这些或许出自非建筑师的作品，却在改变建筑史的书写。它们以花红柳绿的面貌令大众兴奋无比。以北京为例，北京古城中，在革命时代的广场周围，在改革时代的新建筑旁边，又增添了一批花花公子，经典的建筑风格被解构，北京城的矛盾性凸现出来，同时也显示出丰富性。空间在历史与现实的叠架中变得更为复杂。不同时空状态下各种建筑思潮互相碰撞，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状态的最真实记录。
四十多年来，可以说是国营建筑设计院体制下的建筑师塑造了我们的城市与建筑的形象。今天，有一批年轻的建筑师则对城市空间与建筑空间进行重新诠释，如张永和在建筑设计中对含蓄空间的把握，汤桦关于建造和构筑的诗意的表达，赵冰有关书道与佛学的系列设计，王澍的带有“达达”意味的建筑设计等。他们的设计作品在巨大的中国显得是如此渺小，然而这些作品却表现了人们对中国当代空间独特性的新体验，也说明中国当代建筑的多元化趋向。
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大工地，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这就使中国城市与欧美城市不一样，不像欧美城市已经定型，中国城市发展蕴含着各种可能性，中国的新建筑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对西方后现代建筑思潮作出充满活力的回应。中国的后现代建筑不是一种思潮，不是一种风格，而是新的情境中的生存选择。当然，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存在的问题极多，无可挽回的败笔常常困扰着人们。但也正是这种困境中的探索，使中国当代建筑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也体现了特殊的魅力。德里达说过：建筑总体上凝聚了对于一个社会的所在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诠释。中国当代建筑空间也具有这样的学术意义。然而，中国文化界对建筑的研究似乎太少了，我们想借用福柯的话发问：空间为什么被人忽视？
（原载《读书》杂志199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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